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模式及其推进策略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由政府主导、市场助推、高校顺势而为构成的三重力量共促模式。政治动力和经济动力分别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决定性力量与直接诱因，高校顺势而为筑就了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础。为顺利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由初级向中高级阶段迈进，亟须在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扩充高等教育合格生源、迎接人工智能挑战、优化层次结构等方面有所作为。为此，应探索建立与普及化中高级阶段高等教育生源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建立健全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机制，逐步提升高等教育层次重心，依托数字化开拓高等教育发展新空间。

关键词：高等教育普及化；中国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理论推测、国际经验和实际需求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有着广阔空间，未来发展任务依然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据统计，2019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002万人，毛入学率达51.6%，就规模而言，已进入国际公认的普及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变，需求庞大与供给严重不足的尖锐矛盾得到根本缓解，高等教育发展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实力，追求高质量发展、多样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与办学水平不高、办学模式和质量高度同质化之间的矛盾突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对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全面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有必要总结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模式和经验，剖析普及化阶段发展任务，探讨进一步推进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路径。

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是完全自主实现的。世界上已有80个左右的国家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因为国情和教情不同，普及化发展方式和路径存在显著差异。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再至普及化的快速迈进，建构了规模巨大、层次结构复杂多样、学科专业门类非常齐全的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为广大适龄人口和非适龄人群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国家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和社会进步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大规模需求，解决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力资源匮乏问题。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不是任何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多重力量融合作用的结果。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始终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形成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模式，突显了普及化发展的中国特色。

1.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历程

精英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保持小规模发展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高等教育规模始终不大。据统计，194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到1978年提高到2.7%。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增加了2.4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不到0.1%。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依旧深受精英教育文化传统的影响，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高等教育普及化都面临很大的社会认知矛盾，高等教育发展步伐不大，毛入学率仍维持在较低水平。如图1所示，从1993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出现小幅上升，1992至1998年间，历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3.9%、5.0%、6.0%、7.2%、8.3%、9.1%和9.8%，以年均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1998年仍未达到10%，离规模上的大众化及格线还有不小的距离。进入21世纪以来，大众化和普及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需要，作出了大幅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推动了“把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当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10%，并仅用三年时间即到2002年毛入学率便突破15%，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此后，毛入学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突破20%。2006年开始毛入学率增速有所放缓，至2011年，年均增速降为约1个百分点。201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30%，与2011年相比，增长了3.1个百分点。此后高等教育发展再次踏上快速增长道路。如图1所示，自2012年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曲线明显变得“陡峭”，增速明显加快，2013至2019年间，多数年份增速接近或超过3个百分点。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50%。由此，高等教育普及化从一个理论概念转变为一个不争的事实。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一步增加，普及化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2.普及化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现代化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学科专业建设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和自主办学体系形成的转型发展，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伴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显著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不断上升，人口素质得到极大改善。

第一，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为国家社会经济产业发展贡献了数以亿计的高层次人力资源。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经济产业高速增长，进入社会经济产业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增长。如图2所示，21世纪以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和研究生毕业生的总规模均在100万人以下，历年增幅并不明显。2000年，毕业生总规模首次突破100万人，此后便走上了增长的“快车道”，历年毕业生总规模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研究生毕业生规模也日渐壮大。据统计，2000至2019年间，上述毕业生总规模突破1亿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共计9673.45万人，研究生毕业生共计722.99万人，若加上其他形式的本专科毕业生（成人本专科毕业生和网络本专科毕业生），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总人数更是庞大。2020年以来，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遭受重创，我国经济也不例外，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经济始终保持正增长，展现了顽强的韧性。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亦未减速。2022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毕业生总人数达1644.52万人，其中，普通高校及科研机构毕业的本专科和研究生总人数为1053.47万人。数以亿计的高级专门人才进入各行各业，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如果没有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可以预料的是，在普及化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形势下，我国每年都将有1000万以上的本专科和研究生毕业，国家经济产业发展将获得源源不断的大规模高层次人力资源支持，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将更有保障。第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提高了我国社会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社会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在国家统计工具中，社会劳动年龄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拥有劳动力人数的重要指标，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则反映了社会经济产业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则社会经济产业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较高，经济产业生产竞争力就更强，反之则较弱。如图3所示，在数据统计期内，我国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社会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都显著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增幅更加明显。2000年折线1和折线2对应的比例均未超过5%；2010年折线1对应的比例为8.93%，折线2对应的比例为11.98%；2019年折线1对应的比例达13.47%，折线2对应的比例达19.08%。需要注意的是，折线1和折线2所涉及的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是指16岁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包含了6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群体。由于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规模不大，历年真实的15-64周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比例应在两条折线之间，即高于折线1但低于折线2。也就是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比例在2000年不到5%，在2010年已达10%左右（位于8.93%至11.98%之间），到2019年则处于15%上下（位于13.47%至19.08%之间）。202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比例处于20%上下（位于18.38%至26.94%之间），仅3年时间便提升了约5个百分点。同时，2019年我国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首次超过一半，此后我国历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均在50%以上。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极大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改善了劳动年龄人口存量的学历结构，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力保障。第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提高了我国社会人口整体素质。21世纪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限于传统精英化思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始终较小，社会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基数也较小。如图4所示，1990年我国每10万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为1422人，2000年为3611人，年均增长约219人。21世纪以来，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社会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逐渐扩大。2010年我国每10万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增长到8930人，是2000年的2.47倍，是1990年的6.28倍；2020年我国每10万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达15467人，是2000年的4.28倍，是1990年的10.88倍。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时间里，我国每10万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年均增加约593人，是1990至2000年间年均增长人数的2.71倍。同一时期我国人口总规模始终保持正增长，2000和2020年，我国年末总人口分别为126743万人和141212万人，年均增长723.45万人。在人口总规模如此庞大且保持大规模增长的背景下，每10万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能以年均约593人的速度增加实属不易。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更多地满足了社会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国民受教育程度因此得到了大幅提高。3.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模式

高等教育以民众为对象，民众的需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动力，但民众的需要不能直接影响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而要借助其他力量发挥作用。高等教育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来自所面临的挑战。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中，政府、市场和高校等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反映了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模式。从世界整体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来看，截至2020年，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考察这些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来源可以发现，除了高校自身的动力之外，往往伴随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市场的有效助力，当然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普及化主要是外部因素主导和助推的结果。尽管高校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若无经济动力和政治动力的双重叠加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模式是由政府主导、市场助推、高校顺势而为构成的三重力量共促模式，三种力量同向作用，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短时期快速发展，实现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化的转变。

第一，市场需求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直接诱因。20世纪后期，我国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产业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有所提高。20世纪末期，由亚洲金融风暴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了稳定经济发展形势，激发国内市场需要，党中央决定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大学生人数的激增撬动了国内生产和消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崛起，发展速度突飞猛进，经济体量不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显著提升。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都需要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但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21世纪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大幅增长，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起到了推动作用。高等教育只有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因此逐渐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幅提升，推动了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事实证明，不论是处于低潮期的市场需求还是处于活跃期的市场需求，都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在市场需求的低潮期，因为外向型经济发展受阻，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带来的消费需求直接刺激了国内市场需要，助推经济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产业发展造成的影响。在经济形势向好时期，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将社会巨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为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撑，有力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第二，政府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中的作用较以往有很大增强，政府财政支持和法律政策支持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府统一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是政府积极主动作为的结果，政府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启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按钮，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落实为高等教育普及化指引了方向。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都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提出，到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6%，到2020年达到40%的发展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末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政府不仅提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发展目标，而且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和行政手段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建设发展，包括通过评估手段促进高校加强办学基本条件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科专业建设、课程教材建设、实验仪器设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以促使高等教育在质与量统一发展中实现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目标。若没有政府的主动积极作为，没有政府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就不可能这么快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也不可能这么平稳顺利地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

第三，高校顺势而为筑就了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高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载体，高等教育量与质的发展统一落实在高校办学行为上。高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尽管法律规定了其办学自主权，但由于政府长期对高校办学实行严格而直接的行政管理，高校缺少办学自主性，养成了“等靠要”的办学习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进程中，为应对办学规模扩张和教育要求的多样化，高校一改以往被动地根据政府指令办学的“常规”，采取了很多非常规举措，保证了大众化和普及化的顺利推进。一方面，高校数量年年增加，各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充，高等教育供给能力不断加强，多元化办学格局逐渐形成。据统计，1999年，全国有普通高校1071所，包括本科高校597所、高职（专科）院校474所；到2023年，普通高校数增加到2822所，其中，本科院校1242所（含独立学院164所）、本科层次职业大学33所、高职（专科）院校1547所。与1999年相比，2023年全国普通高校数净增163.49%，其中，本科层次高校数净增113.57%，专科层次高校数净增226.37%。实际上，1999年因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一批本科高校合并，专科院校几乎全部升本或被整合，因此，在2023年的2822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数量增长率都远远高于上述净增值。在这些新增高校的创建、升格过程中，高校自身的积极性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高校因扩招导致办学条件全面紧张，校园面积、校舍建筑面积、教职工人数、教学实验仪器设备、运动场馆和生活设施等都不敷需要，为了保证教学、办公和学生生活需要，高校进行了大规模征地，建设新校区，大量聘用教职员工，购买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确保办学条件满足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为此，很多高校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包括向银行借贷。所有这些办学行为尽管都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默许或批准，但都离不开高校自主性的发挥。如果高校不主动作为、顺势而动，高校数量不可能增加得那么快，办学条件不可能改善得那么快，教育教学运行机制和办学秩序不可能维护得那么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但高校主动作为则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建构了庞大的承载体系，成就了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可能性。

第四，基础教育普及化发展为高等教育普及化提供了可靠的生源保证。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更高层次教育，若无完备的高度普及化基础教育体系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就不可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基础教育普及年限逐渐延长。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基础教育普及化程度不断提高。据统计，2023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9.83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91亿人，其中，幼儿园共计27.44万所，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092.98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1.1%；普通小学共计14.35万所，在校生1.08亿人，初中共计5.23万所，在校生5243.69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7%；普通高中共计1.54万所，在校生2803.63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不含人社部门管理的技工学校）共计7085所，在校生1298.46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8%。这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生源保障，奠定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坚实基础。如果基础教育普及化程度不高，教育教学质量平平，青少年失学率、辍学率居高不下，高等教育发展就不可能得到基础教育有力的支持，首当其冲的是生源人数不足、质量达不到要求。在不发达的基础教育背景下，要发展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普及化高等教育向中高级阶段发展应解决的主要问题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数量评价指标。普及化不只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点，更是一条线。根据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数量变化趋势，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又可以划分为初级阶段（毛入学率在50%至65%之间）、中级阶段（毛入学率在65%至80%之间）和高级阶段（毛入学率在80%以上）。如果说普及化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那么，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迈进则是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共同目标。在这一轮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大潮中，中国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就赶上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大潮。

1.中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中高级阶段发展的必要性

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没有高度发达的普及化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我国高等教育刚在规模上迈过普及化的门槛，但普及化发展的脚步不能也不会放缓，将持续向中高级阶段推进。当然，毛入学率不只意味着高等教育发展数量的多少，在普及化进程中，数量与质量的变化往往是同步的，没有数量的质量不可能有真正的影响力，没有质量的数量不可能有任何优势。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发展应是量与质的高度统一，我国普及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依然需要高等教育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必须解决经济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水平人力资源问题。我国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二，既有经济产业发达的地区，又有经济产业还不发达的广大地区，城乡差距显著，欠发达和不发达边远地区及乡村地区范围广泛，这些地区不仅需要更先进的文化技术支持，更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因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据统计，2022年全国就业人员中，未上过学的占比为2.4%，接受过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学专科教育、大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分别占18.4%、39.2%、15.9%、11.7%、11.1%、1.3%。其中初中毕业的占比最高，其次是小学毕业的。全国就业人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为24.1%，各年龄段就业人员随年龄增长受高等教育水平呈逐渐降低趋势，其中，20-24岁达到48.5%，25-29岁为48.5%，30-34岁为40.6%，35-39岁为34.7%，40-44岁为26.0%，45-49岁为17.5%，50-54岁为11.5%，55-59岁、60-64岁、65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就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都未超过10%。这些数字表明，即便是30岁以下的就业人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也都在50%以下，其他各年龄段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依次减少，且降幅很大。很显然，以这样的受教育水平，要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协调均衡发展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是不切实际的。面向国家经济产业发展需要，为更多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同时为已就业人员提供在职接受高等教育的便利，全面提高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改善就业人员的素质能力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刚性需求。

第二，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依然旺盛。高等教育发展的直接需求来自适龄人口。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已经得到显著改善，普及化水平快速提高。从高等教育普及化推进规模和速度来看，未来仍有较大空间。统计表明，2006至2018年间我国新出生人口数均在1500万人以上，且绝大多数年份都在1600万人以上，2016年达到峰值，为1883万人。若以18岁作为个体上大学的年龄估算，在不考虑未成年人死亡率等情况下，至少在2036年之前，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是相对充足的。研究表明，2024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总人数为7861.23万人，未来十年左右将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到2033年达8484.14万人，此后将呈缓慢减少趋势。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但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中的成人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对象都不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若扣除1000万以上的成人教育在学人数和388万以上的研究生教育在学人数，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中适龄人口所占的比例不到50%。这就是统计学上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它更能准确地显示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只有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才能满足未来一个时期适龄人口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需要。当然，也要注意到，2022年我国全年新出生人口下降到956万人，2023年新出生人口数继续减少，为902万人，新出生人口大幅减少引发了基础教育界的“生源恐慌”，少子化更造成了民众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疑虑。这种所谓的“恐慌”、“疑虑”都是可以理解的，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开展前瞻性的中长期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与对策研究很有必要，但不能以十年后会出现适龄人口减少、更长时间后适龄人口出现大幅减少来决定当下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与相关政策取向。

第三，为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发展，必须持续推进普及化。公平是评判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和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受众社会分布的广泛性和均衡性上。公平问题与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相生相依，没有高等教育普及化，就不可能有高等教育的公平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让所有适龄人口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让有高等教育需求的非适龄人口能得到适切的教育。不论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是实际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迅速提高，受惠人群覆盖面越来越广，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均衡性也得到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不仅适龄人口中还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分布仍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距显著，而且非适龄人口尤其是20-40岁的就业人口中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较高，他们中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还有待满足。毫无疑问，满足这些人群的高等教育需求不仅意味着他们本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且将提高我国国民总体受教育水平，增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平性。　　

2.普及化高等教育向中高级阶段推进的重点任务

高等教育普及化不是一个确定的线性递进发展过程。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来看，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普及化进程的快慢并不由高等教育本身所决定。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可能停滞于60%左右，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推进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要。向中高级阶段发展首先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更多的适龄人口和社会就业人群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都将发生重要改变。这样，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正如马丁·特罗所说：“每一个发达社会的高等教育都与数量增长相联系”，“数量增长对高等教育的每一个活动和表现形式都产生了影响。”

第一，为合格生源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高考录取率来看，实际参加高考而未能被录取的考生占比很小，似乎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存在生源问题。实际上，从人口统计学分析结果来看，我国不仅有着年龄分布广泛且数量庞大的非传统学生生源群体，而且适龄人口生源数量也非常庞大。找回这些生源并使他们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和能力基础，是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推进的首要任务，解决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是满足需求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与普通高中教育并行的职业高中教育体系，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学生规模曾经与普通高中教育相当。近年来，高中阶段职业教育规模有所压缩，但人数依然众多。据统计，2023年高中阶段普职教育在校生人数合计4102.09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占比为31.65%，解决好这些人的受教育机会问题，是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另外，2023年全国共招收成人本专科学生445.49万人，在校生1008.23万人；招收网络本专科163.42万人，在校生739.97万人。显然，1700多万的成人高等教育规模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就业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应当尽可能满足那些渴望接受第一次高等教育的非传统生源的需要。此外，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以后，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高等教育已不再是一种终结性教育，拥有某一层次类型高等教育学历不再是人们终身受教育水平的标记，高等教育成为社会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还应当满足那些渴望接受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次高等教育的非传统生源的深造和持续发展需要。

第二，解决高等教育均衡协调同步发展问题。直观地看，毛入学率的高低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标志，毛入学率越高，表明普及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较低。但毛入学率只具有量的规定性，它无法反映一国高等教育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以及不同地区高等教育质的差异性。从已进入普及化中高级阶段的国家来看，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从城市到农村、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逐步实现不同地区协调发展，全国均衡发展”的规律。现实地看，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异还很大，且存在“马太效应”，即伴随普及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及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广大农村及欠发达地区虽然也在提高，但增速却不及发达地区，差距甚至有扩大之势。这种不均衡不协调的发展状况不仅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的普及化发展水平，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平性，而且不利于发挥高等教育普及化在提高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现不同地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方面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从初级到中高级阶段发展的任务很重，要重视解决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实现高等教育在全国各地区的分布从无到有，并从有到优，从优到强。

第三，实现办学体系的定型和成熟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往往建立在比较成熟的办学体系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量与质同步共进。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基础主要是21世纪以来通过大规模扩招建立起来的。通过高校扩招，我国不但实现了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幅增长，而且促使高校数量激增，2000年以来新建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的数量占普通高校总数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三。新建高校数量庞大，但大多基础薄弱，办学条件比较简陋，很多都采取先办再建的方式逐步改善，师资队伍、管理干部队伍都是逐步补充到位的，学科专业结构和教育教学体系也是在办学过程中逐步建立的，所以，高校办学体系还不稳定，离成熟状态距离还很远。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推进时既要解决数量增加问题，又要解决地区布局均衡协调发展问题，还要解决办学体系的定型和成熟发展问题。不解决办学体系定型和成熟发展问题，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质量就难以得到根本保证，不但高校自身难以自证人才培养质量，而且社会也很难认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持续保持大幅增长且高校维持大规模办学的背景下，办学体系定型和成熟发展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四，迎接数智化变革挑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不仅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而且正在重塑高等教育生态，推动着一个现实场景与虚拟场景同在且功能更加强大的高等教育新体系建立。数智化变革不仅将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而且将极大地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为高等教育均衡协调同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历次大变革中，不可否认，我国高等教育因后发外生而总是处于跟进、模仿中，尽管我国试图建立自主办学、自主发展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但因为基础弱、底子薄，所以在过往的高等教育大变革中少见中国经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高等教育数智化发展提供了契机，我国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高等教育数智化成为我国与其他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应该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已引发了高等教育理念、结构、模式、内容、方法、技术等各方面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正以“合作者”的身份融入高等教育场域，重构着整个高等教育教学生态。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发展，应借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赋能人才培养，主动拥抱和融入人工智能技术，开创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新空间和新可能。

三、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发展的策略

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发展的任务和要求不同于以往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必须有新思路和新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高等教育的第一次转型发展，即从小规模、精英化人才培养转变为普及化、多样化人才培养，建立了立足于自身发展来培养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推进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迈进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次转型发展，它的实现将从根本上确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与模式，奠定高等教育强国的根基。推进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发展，还需要扩大规模，但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还需要增加人才培养类别，但不是简单地增设学科专业门类；还需要调整结构布局和资源配置，但不是简单地修补、拆并和应对。推进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发展应当根据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开发和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想形态。

1.探索建立与普及化中高级阶段高等教育生源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

普及化的成败不取决于办学规模的扩大，而取决于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不能培养高质量人才，即便毛入学率达到了中高级阶段水平，这样的普及化也是不成功的。毛入学率持续上升，高等教育向中高级阶段迈进，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将不断增强，高等教育受众群体的差异性将不断扩大，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各不相同，其认知基础、能力水平、学习习惯、教育需求、兴趣爱好和理想追求都不一样。高等教育应当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出发，建立有充分包容性和弹性的教育教学体系，建构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各级各类高校应当树立与高等教育普及化中高级阶段相适应的质量观和评价观，从满足各类不同人群和个人的高等教育需要出发，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推动育人方式变革，激发学生内生学习与发展动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不断更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建构智慧教学模式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改善评价手段，以学生增值发展评价为主，建构服务学生成人成才、健康成长的学生评价体系；进一步淡化学科和专业界限，突破学科和专业壁垒，消除各种教学计划和课程模块间的限制阻碍，持续加强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的沟通、互动、互助，尤其重视相近或互补的学科和专业在课程与教学方面的交流及共享，打造学科和专业“集群式”办学格局。

2.着力建立健全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机制

高等教育均衡协调同步发展表现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地区分布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与结果上，这不是高等教育系统本身能自发实现的。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分布的失衡，一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空白地区建立了高职高专院校，甚至本科高校。在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推进的过程中，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薄弱地区、资源配置尤其是优质资源配置稀少地区发展问题应当受到重视，需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中央政府应制定高等教育均衡协调同步发展专项计划，运用政策与行政杠杆，通过政策倾斜，在经费扶持、办学审批、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激励支持，激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支持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振兴行动；可推动建立跨省域、跨区域高等教育协作发展机制，组织高等教育发达地区政府和高校积极参与国家高等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引强扶弱、结对帮扶，通过外部“输血”激活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发展活力。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发挥主体作用，将本地区高等教育振兴发展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之中，并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从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的高度制定长期规划和短期计划，凝聚地区内外力量加快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步伐。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政府应利用国家对口支援和激励政策，主动走出去，向高等教育发达地区寻求支持，加强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全面提升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促进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耦合协同发展。

3.逐步提升高等教育层次重心

现实地看，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推进主要是为高等教育受众和潜在受众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机会，不断提高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正因为如此，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对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特别是对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推进存在一些误解或偏见，认为普及化是低质量的，甚至对是否有必要推进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发展表示怀疑。考察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确实存在在某些时段为了接纳更多学生的到来，高等教育不得不降低办学层次，以及在入学人数激增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办学资源短缺、办学条件全面紧张等情况，这些都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尽管这并非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它确实影响了高教界内外的认知，影响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社会声誉，对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推进也有明显的消极影响。推进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发展，应当汲取相关国家经验教训，在高度重视普及化进程中加强高校办学条件和办学规范建设的同时，根据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实际，适时提高高等教育办学层次，持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不断提高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重心，建立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体系。具体而言，加大力度支持高职高专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建立以职业本科为主体的高职教育新体系；全面加强新建高校办学条件建设，特别重视新建高校师资队伍能力水平的发展，提高新建高校办学水平，提升高等教育办学重心；进一步强化“双一流”建设，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规模，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步伐，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国际可比性和影响力。

4.依托数智化开拓高等教育发展新空间

数智化是新时代高新科技发展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数智化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抓住数智化发展机遇，充分利用数智化的赋能作用，努力避免和消解数智化挑战，有利于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向中高级阶段迈进，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和质的转型升级，塑造高等教育发展优势。高校应当加强数智化基础条件建设，升级基础设施标准，利用扩展现实技术等数智化新技术，积极搭建实景学习、泛在学习、在线学习、虚拟学习、移动学习等智慧学习环境，推动教育物理空间与数字化虚拟空间有机结合，创造突破时间、空间的教育教学环境；依托数智化教学设施，推动教育教学数智化变革，组织开展全体教师数智技术技能培训，提升教师的数智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加强数智化人才培养，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数智化素养与技术应用课程与培训项目，培养学生数智化意识，提高学生数智化素养；以数智技术为驱动，构建数智治理体系，支撑治理智能化转型，不断提高治理效能，促进办学水平提高。

（来源：别敦荣、邵剑耀，高等教育研究，2024,45（08））